在社会转型期，制度之中的“灰色地带”很多，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经济活动获得利益的空间极大。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如旧的道德体系等受到强烈的冲击，腐败行为被社会容纳和接受的程度提高。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是从主观的腐败动机还是客观的腐败条件两个方面，公职人员腐败便成为一种“合理”的理性。因此，在对腐败行为的分析中，应更多地着眼于制度因素而非人的因素，治理腐败的根本途径需要从制度入手，即强化制度完善对腐败条件的约束而不仅仅是从人的腐败动机进行过多着墨。

根治腐败还需从制度入手

历史经验表明，腐败现象高发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并无必然联系，而是与社会特定发展阶段有关，通常出现于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时期。根据亨廷顿的分析，社会转型期一般出现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社会转型，这一过程一方面伴随着财富的快速增加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另一方面社会的价值观系统需要新的价值体系来支撑。财富的增加往往伴随着权力的扩张特别是受政府管理活动的增多，也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温床。特别是新的制度建立过程中规则体系尚不完善，极易产生诸多“灰色地带”进而形成腐败猖獗的领域。在这样一个阶段，社会缺乏共同的被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观，腐败行为的道德约束被大大弱化。简言之，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社会转轨过程中，腐败的蔓延是政治或经济转轨和与之相伴的制度变革不同步的结果。

以上分析表明，转型社会腐败治理必须同时基于两个方面，即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每个人的行为选择，即选择廉洁抑或腐败，都是在给定条件下依据个人理性所作出的选择，即实际收益最大化。从现实生活中看，具体的给定条件就是制度，当然其所指称的制度既包括法律法规等正式出台的制度，也包括道德、习俗、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因此在制度既定的条件下，人或组织所作出的选择必然要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理性选择。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腐败动机基于人性的弱点很难避免，当制度漏洞很多而同时腐败行为被查处几率很低的情况下，选择腐败而非廉洁对一个理性经济人来说无疑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化的状态。